中国人不算一个热情奔放的民族。一件事能激起素来矜持的中国人这么高的热情，一定有充分的理由，名校情结当然也是这样。名校是好学校的代名词。名校的名不是因为侥幸和偶然，而是因为几十年、几百年的努力和成就。如果不是有那么多诺贝尔奖得主、科学界的领军人物、思想界的泰斗在这些学校执教，如果不是有一群最优秀、最积极上进的年轻人在这些学校就读，如果不是有世界一流的资源和办学经验，来提供丰富多彩、启迪心智的校园生活，这些学校也不会成为名校。而名校校友的成就，确实不同凡响。美国过去二十来年几乎所有总统和总统候选人都与哈佛和耶鲁这两所学校有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几乎全是常青藤盟校的毕业生；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最成功的都是顶尖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或退学生；按毕业生中亿万富翁的人数来排名，哈佛排在第一位。我们中国人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我们非常明智地知道，教育是最好的投资。送自己的孩子上名校，让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顺理成章，天经地义。

但话又说回来。教育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名校虽好，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而且上名校往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且不说顶尖名牌大学学费一般都很昂贵，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社会里，想进入顶尖名校的孩子往往从小小年纪开始，就要目不斜视、心无旁骛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他们上幼儿园的第一天就被灌输了哈佛、麻省的理想，小学三年级就千里迢迢到斯坦福、普林斯顿去朝圣；他们每天花两小时练琴，一小时游泳，三小时解数学题；他们要上完校内校外所有AP课，取得全A的成绩，还要做学生会主席，到世界各地去做志愿者；他们让升学机构按名牌大学的录取要求计划自己的人生，有时候要像掐断一朵初绽的花蕾一样，放弃内心深处的渴望和梦想；他们中的很多人睡眠不足，从来没有过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暑假；因为上名牌大学这个崇高而又艰巨的任务，他们生活中的每时每刻都充满了目的，承载着压力。

而这样的努力并不能保证他们高中毕业时进入自己梦寐以求的名校。如今顶尖名校的录取率都在百分之十以下，亚裔孩子因为普遍学业优秀的缘故，进入名牌大学比一般大众还要更难，很多人的名校梦最后都以失望而告终。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在对自己牙牙学语的孩子说“你以后一定要上哈佛”前，我们至少应该问自己几个问题，算是给自己的名校情结泼几瓢凉水，也是为了对自己的名校情结有个更清醒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不见得会改变我们的行为，但至少可以让我们的行为多几分客观和理性，少几分盲目和狂热。

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名校到底是为什么，或者说为什么我们如此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名校。对这个问题，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还有人会补充说，上名牌大学可以让孩子形成一个高质量的朋友圈，这也是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成分。这些回答无疑都很有道理，因为这些确实是上名校的理由，但是否是所有的理由，甚至是否是最主要的理由呢？如果我们对名校的崇拜仅仅出于对教育的重视，为什么很多人对以本科教育质量著称的小型文理学院，远不如对那几个声名最显赫的大学感兴趣呢？为什么有些人已经得到了心仪的顶尖学校的录取，还要申请所有其他顶尖名校，把横扫顶尖名校当成炫耀的资本呢？为什么有些父母，不管孩子的个人兴趣如何，偏爱什么专业，都一定要以大学排名为指南，让孩子上排名最前、也就是名声最响的学校呢？所以，对教育的重视不能完整地解释名校情结。光有对教育的重视，名校情结还没有成型，就像一座楼阁还没有盖上金碧辉煌的屋顶，一件原木家具还没有上漆，一条龙画好了身体，但还没有灵气。

那么上名校还有什么好处，甚至比教育还更重要呢？到底是什么，让这么多的人破釜沉舟、义无反顾、前仆后继、热血沸腾呢？我以为这就是名校的光环。名校的光环与教育质量不同。有的人上了名牌大学，以后事业并不成功；有的人因为性格孤僻或其他原因，并没有在名校校园里交到很多朋友；有的人没能充分利用名牌大学的丰富资源来从各方面充实自己。换句话说，名牌大学并不能保证卓尔不群的教育质量。但只要上了名牌大学，头上就有了名校的光环，这是百分之百得到保证的。以后在社交派对上，在旅行途中，谈到自己在剑桥、帕洛阿图、纽黑文度过的时光，都可能引起旁人艳羡的目光，那种舒畅和爽快，就像美酒一样醉人。对我们做父母的来说，在回答“你的孩子在哪里念书”这个问题时，吐出那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也是人生最骄傲的时刻。唯有这种虚荣心的满足，这种自豪和荣耀，才会激发出人们对名校那么澎湃的热情。这种光环，才是名校情结画龙点睛的一笔。

向往名牌并不是我们华人的专利，但我们对精英、贵族、上流社会从来都特别地津津乐道，对名包、名表、名车也从来都特别地趋之若鹜，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有人会说挎名包、戴名表和上名牌大学不可同日而语，但骨子里两者其实是相通的，那就是用品牌来提升自我感觉、社会地位和身价，而且在这件事情上，名牌大学的效力，比起那些名表名包来，更要强上一百倍。我们的孩子都弹钢琴，打网球，因为在我们贫乏的少年时代，这些都是令人羡慕的贵族生活的一部分；同样地，孩子上了名牌大学，我们平凡普通的生活就镶上了一条金边，我们的精神就从房屋贷款、朝九晚五、柴米油盐的羁绊中挣脱出来，可以在空中飘飘欲仙地飞翔一阵子。虽然不可能真正变成贵族，但通过这个途径，我们几乎实现了贵族梦。

当然，名校的光环之所以耀眼，确实是因为名校有傲人的实力。以这种光环作为终身的荣耀甚至贵族的象征，也没什么大错，甚至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我们的名校情结中有这么一个关键的组成成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多少有点自欺欺人；如果看到了却否认这一点，也至少是言不由衷。

想清楚了上名校到底是为什么，再问自己下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名校与成功是什么关系。对一名高中生来说，进入自己向往的名牌大学当然是一种成功，但有些人似乎把上名牌大学摆到了与人生成功同样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偏颇的想法是与前面谈到的名牌崇拜一脉相承的。如果名校的光环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上了名校确实就等于已经成功了。但如果我们还想要光环之外的充实、幸福的生活，我们就必须承认，上大学只是人生的开始，上名校是个好的开端，但之后的人生到底会怎样，还有很多变数。俗话说，All’s well that ends well。如果一个人的人生很辉煌，谁会在意他当初念的是什么大学？相反，如果一个人潦倒不得志，上名牌大学的经历成了他人生的顶点，岂不是也让人叹息？

当然，成功到底是什么，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在我们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未来收入还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比较方便的衡量成功的指标。很多机构都做过这方面的统计，发现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收入确实比较高。比如在PayScale关于美国各大学毕业生起薪和职业中点薪水的最新排名[1]中，好些大家喜欢的名校，像加州理工，普林斯顿，哈佛，斯坦福，布朗，麻省理工，都排在前面。

但仔细的人可能会指出，名牌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年薪，比普通大学也就多个几千块而已，远不如不同专业的收入之间的差别大[2]；而且有些毕业生收入最高的学校，既不是我们平时最趋之若鹜的最大牌的名校，也没有因为在排行榜上的出色表现就被大家天天挂在嘴上，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名校。即使名校学生收入真的比较高，也有人指出，上名校的本来就是天分出众、学习努力的学生，他们收入高，是他们自己的能力强，不一定能够归功于他们就读的名牌大学。事实上，有研究表明，被名校录取而没去名校就读的人，以后的收入一点都不低于名校毕业生。同样这项研究甚至发现，只要一名学生申请了名校，不管他是否被名校录取，他以后的收入和就读名校的学生也没有明显的差距。比方说，两名学生的SAT 分数一样，都申请了宾大，但其中一人上了宾大，另一人则上了宾州州立大学。这两名学生将来收入的期望值几乎一样。研究者推断，因为这些学生通常都有名校所要求的SAT分数和其他成绩，而且也有信心和雄心向名校提出申请，这就表明他们已经具备了与名校毕业生相匹配的成功要素。

所以，从统计数字来看，如果以未来收入作为衡量标准，上名校并不会让你更成功。其实，不用去读统计数据和研究报告，环顾四周就可以发现，上了名校却没有获得一般世俗公认的成功的人如过江之鲫，而非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事业一帆风顺、蒸蒸日上的也很多，甚至经常看到名牌大学毕业的学位高的学生被普通大学毕业的学位低的人领导的例子。上名牌大学无疑是一件好事情。对很多人来说，上名牌大学既是未来成功的预兆，也可以促进未来的成功。但上名牌大学既不是通往成功的独木桥，也远远不是成功的保证。

其实，有很多因素公认是和成功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强健的身体，坚持不懈的性格，但大家对这些东西的追求往往远不如对名牌大学的追求那么狂热，甚至在追求名牌大学时，有时候以牺牲这些东西为代价。因此这个“上名校与成功到底是什么关系”的问题是值得一问的。回答这个问题或许能帮我们理清思绪，分清主次，抹掉名校情结的一些浮尘，还它一个清新真实的本来面目。

当然，成功不一定是每一个人的追求。人生的意义不一定来自成功，而是更可能来自内心的充实，与家人朋友的情谊，与社会的联系和纽带。这就引出了我想问的第三个问题：名牌大学是否也有它的陷阱。对很多人来说，上名牌大学是像天边的彩虹一样绚烂的目标，是可以驱除生活中所有沉闷烦恼的魔杖，是引领孩子甚至全家人通向美好未来的云梯。这样美轮美奂的事物是不可能有黑暗面和阴影的。但事实却是，每一枚硬币都会有正反两面，名牌大学也不例外。恰恰因为名牌大学有太显赫的名声，太出众的学生，太优越的条件，也会给人带来一些名牌大学特有的困扰。

名牌大学可能的困扰之一来自于激烈的竞争。不管名校招收学生时多么挑剔，招来的学生又是多么优秀，到头来大家聚在一起，还是会分出三六九等。现在名牌大学给学生打分都比较松，或许就是想减少那些不幸落在后头的学生的压力。但不管怎么样，感觉自己不如身边的同学，心里总是不舒服的。对于心理不够强大的学生，这种经历尤其可能对自尊心和自信心造成伤害。这样的例子我们多少都见到过、听说过一些，Malcolm Gladwell在他的新书David and Goliath里也讲了一个一心想从事科学工作的名叫Caroline的学生，因为在布朗大学和马里兰大学之间选择了布朗大学，在布朗上学时感到太吃力，终于放弃了科学专业的故事。对此Caroline不无遗憾地说，“当初如果我选择了马大，我现在还会在从事科学工作。” 虽然对Gladwell讲的Caroline的故事我们不一定要照单全收，但对上了名牌大学却被名牌大学的竞争压垮的学生来说，上一所普通一些的大学或许是一种幸运。以此类推，Gladwell断言，affirmative action不一定帮到了所谓受益的学生——可能害了他们也说不定。

最近网上流传很广的一篇耶鲁教授William Deresiewicz 的题为Don’t Send Your Kid to the Ivy League的文章也指出了上名校的一些可能的负面效用。我们都知道名牌大学的一个好处是可以交到一圈好朋友，更有人津津乐道名牌大学有许多达官贵人的孩子，上名校可以跟他们摩肩接踵，沾上一些他们的仙气，贵气，优雅之气。Deresiewicz则认为，名牌大学的学生大都来自中上阶层，具有类似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被灌输了同样的人生理念，都有着一帆风顺的人生经历，这恰恰是一件坏事情，因为他们都被“trapped in a bubble of privilege, heading meekly in the same direction”。当他呼吁大家“不要送你的孩子去上常青藤”时，很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这样的相对单一的学生群体，因为“Kids at less prestigious schools are apt to be more interesting, more curious, more open, and far less entitled and competitive”。

与此相关而且Deresiewicz在文章中也提到的，是名校给学生灌输了一套狭隘的成功定义，为他们将来享受健康、充实、快乐的人生埋下了隐患。名校的学生对自己有太高的期许，对成功有太强烈的渴望，而他们心目中的成功又几乎总是意味着升到社会的顶层，去领导那些不如自己优秀的大众，并拥有与此相应的财富和地位。这样的人生哲学让他们很容易陷入沮丧，很容易对世界感到迷茫、愤怒、困惑。这种强烈的功利心不是名校学生的专利，但在名校学生中却更常见，而且一旦染上，就很难摆脱。它让人漠视生活中朴实而平常的快乐，低估自己拥有的一切的价值，几乎注定会让人感到孤独和失败，让人更难找到真正的成功、幸福和意义。

当然，名牌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佼佼者，能够提供世界第一流的教育，是无数年轻学子梦寐以求的目标，让许多人生流光溢彩，锦上添花，这是有口皆碑的。我们华人和印度人、犹太人等，对下一代的教育比较重视，孩子上名校的很多，这也完全值得骄傲。但我总觉得，在我们对名校的追求中，有一些狂热的不理性的成分，或者是不假思索，人云亦云，又或者是言不由衷，心口不一，以至于名校情结膨胀得如同一个巨大的泡沫。作为中国人，要超越名校情结几乎不可能，但有时候用批评的眼光来审视一下还是可以的。经常这样检讨一下，对孩子的教育问题或许也会有个更平和、更冷静的态度。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年轻学子由于某种原因，放弃名校而去上一所比较普通的大学的例子。每次听到这种故事，我都会替这个孩子感到惋惜，也替他担心。他这个选择真的是正确的吗？以后在学校里遇到不顺心的事，或者在生活中有任何不如意，他会不会后悔呢？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我肯定不会支持，可能还会百般阻挠。因为上名校对我来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人生大事。名校的录取通知已经到手却婉言谢绝，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名校情结已经融进了我的血液。

但与此同时，我对这样的孩子又有一点佩服。名牌大学是大部分人都会做的选择，而随大流总是安全的。在十几岁的稚嫩年龄就能特立独行，我行我素，逆流而上，我知道我没有这样的勇气。但真正的领袖，不就是有勇气做别人不敢做的选择吗？对名牌的重视程度，多少反映了眼界的高低。把名牌大学看得太重，毕竟还是缺了点什么。

当然我们也知道，真正的领袖是少而又少的。他们通常要付出超人的努力，要牺牲一些常人的幸福，要吃很多苦，也需要很多运气。而真正做大事的人，上哪所大学，甚至上不上大学，又有什么关系？我们虽然对孩子要求高，一定要他们得A，一定要他们上名校，其实并没有指望他们成为了不起的栋梁之才。我们真正希望的，是让他们有一条风险低、阻力小、回报又比较高的人生之路，让他们相对容易地就可以过上循规蹈矩、平安优裕的生活。我们对名校如此重视，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孩子需要名校的光环来照亮他，而不是由于我们对孩子有着极高的期望，觉得他未来的光环能够照亮他所上的那所学校。

从某种意义上，这或许才是我们的名校情结的本质。我们的名校情结体现的不是指点江山的豪情，舍我其谁的气概，而是小心谨慎，随波逐流，是狭窄的人生观，贫乏的想像力。而多多少少因为这个原因吧，我们的孩子中的许多人确实走上了我们希望他们走的那条中庸之路。

[1]        http://www.payscale.com/college-salary-report-2014/full-list-of-schools

[2]        http://www.payscale.com/college-salary-report-2013/majors-that-pay-you-back

本文短链接为 http://hx.cnd.org/?p

八年前的五月三十日是值得派对的日子。经过六年的努力，我终于成为纽约州立大学的终身教授。

派对就在我家客厅举行。数学系的各位教授和专业职员，以及其他学术上，工作中的同事朋友，十几个人济济一堂，高谈阔论。杯觥交错间，系主任，纽约州立大学杰出教授，南韩人李教授说：“兰，别以为拿了终身教职（ＴＥＮＵＲＥ）就到头了，以后的工作还艰巨得很。这六年，系里对你是呵护有加，拿了ＴＥＮＵＲＥ后，教学上就要担重任了，我们毕竟是以教书为主的学校。”

他说的是实话。这所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古西堡学院，座落在纽约长岛西部，是一所四年制的学院。在州立大学的构架中，它位于第二层。第一层是州立大学的四个拥有博士研究院的大学中心；第二层是十三个四年制的学院，第三层是三十个两年制的社区学院，然后是八个技术学院。数学系体谅我刚从长青藤名校布朗大学（Ｂｒｏｗ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毕业，在美国四年一直呆在象牙塔里，六年来一直让我教数学和科学专业高年级的课。经过其他教授二、三年的调教，这些学生至少在学习态度和品行上还说得过去。但公立四年制学院的学生与长青藤名校的学生在素质上的反差之大，令我吃惊不已，无所适从。一次，一个计算机专业高年级学生抱怨：“赵博士把题出错了！”那题是这样的：“一个班有五十个学生，２８人学数学，３０人学历史。这个班至少有多少学生学习数学和历史？”他理直气壮地质问：“一共只有５０个学生，怎么可能２８人学数学，３０人学历史？”这本来是中学生的题，古西堡学院的学生们无知的自信真是让我膛目结舌。一学期下来，学生的评语真是惨不忍睹。

学院评价教授三个标准：教学（Ｔｅａｃｈｉｎｇ），科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校务及社会参与（Ｓｅｒｖｉｃｅ）。非终身教职的教授们每二年被鉴定一次。学院鉴定委员会成员来自各系，鉴定会从来是各派政治力量大较量的场所。尤其到评定终身教职时，终身教授是学校的脊梁，谁去谁留，关系到学院长期的风格和方向，每个评委都会严阵以待，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我经历了第一次二年鉴定后，真是从长青藤名校的象牙塔里，结结实实落到地面上来了。我在学术研究，校务及社会参与方面都很优秀，不到二年时间内，已经在第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三篇论文，为二个学术杂志审稿。担任社区中文学校的董事；是学生应用数学俱乐部的教授指导，国际校际交流委员会成员，教授议会议员。书教得怎样，则是见仁见智。数学系的教授们来听了我的课，觉得条理清楚，重点突出，为学生提供了“严格，正统”的数学训练。但学生评语很不好，在一、二、三、四、五个等级中，学生评分是“三”。鉴于此，数学系和我共同指定能说会道的道兰博士代表数学系，去参加鉴定委员会的答辩。果然，几个委员－－全是文科和商科的，对我的教学大加指责：“有学生评价说‘上了赵博士的课，我第一次知道我智力低下－－她说我们的数学基础相当于十三岁的初中生’，‘赵博士说只要２／３的学生懂了就要进新章节，她完全无视我们学得慢的学生。’‘考试太难了，我的自信心在她的考试面前丧失贻尽’”。这些评委说：“透过学生评语，我们看到了一个冷酷的教师。她的爱心和同情心那里去了？让学生受尽折磨。”道兰博士从数学教育的专业角度为我辩护，总算通过了鉴定。

我对鉴定书上的批评大惑不解：“课堂上不能用负面语言挫伤学生的积极性，” “对慢学生要有足够的关怀。教慢点，直到每个学生都懂了。”学生们的数学基础相当于初二，这是事实，难道我不应该告诉他们事实使他们发奋图强吗？一个教师要完成教案，难道不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起码的职业道德吗？如果２／３都懂了，我还重复讲旧课来照顾剩下的１／３，岂不伤害２／３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吗？系里的教授们劝我：“你是得调整你的教学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还要过二次这样的关才能拿到终身教授。等得了终身教职，再实施你自己的教学法吧！” “或者你这样想，你自己出身于一个有良好教育的家庭，一直在精英学校里念书。可我们的学生来自社会下层，贫穷、落后。你不懂得他们，所以不能对症下药。”

“我是不懂他们。要说穷，我念书时比他们穷多了。十岁时就碰上文化大革命，全家下放农村，整个中学课程，都是在农村那不避风雨的土屋里，就着煤油灯自学的。来到美国后，虽然靠了奖学金在布朗大学念书，生活上仍然是最穷的一族。整整四年，穿的都是救世军商店的二手货。”

巴锐特教授插话：“可是你有最宝贵的财富－－良好的家庭教育传统。美国的少数族裔没有这个传统。他们的祖先是被当作黑奴，贩卖到这个国家的，连生命都不属于自己，他们只能过了今天不想明天。一代又一代，就成了种族的劣根性。”巴锐特教授自己是黑人，这话要是从白人嘴里说出来，可是要遇到麻烦的。

像我这样困惑的人大有人在。不久有人在美国数学学会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美国的高等教育。作者是前莫斯科大学教授，移民美国后，在一所州立大学任教。他在文中批评了美国高等数学教育水平低下，像商科微积分（Ｃａｌｃｕｌｕｓｆｏ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这样的课程，根本就是对高等数学的亵渎。在评论美国学生的素质时，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考试题中有一道二元方程的应用题，一个学生在答卷上写了ｘ，ｙ的方程式，写了ｘ，ｙ的值，但没有说明ｘ，ｙ的定义和度量单位。这学生居然对教授给的６０分很不服气，闹得不可开交。随后的月刊上，发表了几篇对此文章的评论，一位社区二年制教授这样写到：呀！教授为什么没看到她立对了方程，解对了方程，只是疏忽了变量的定义和度量而已。对学生的优点不鼓励，却抓住她的疏忽严厉惩罚。多么冷酷，教育者的爱心那里去了？

我这才明白了，在三流大学，严格，鞭策，批评是行不通的。同情，爱心和鼓励是时尚用语，尽管它们的实质是精英阶层－－拿了博士学位的教授们对社会弱势阶层的居高临下的怜悯。

至此，我和许多移民知识分子一样，还带着我们在各自国家的名校或重点大学读书执教的记忆，还没有真正进入这个社会，了解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就得出了美国教育，尤其是数学教育一塌糊涂的印象。

可是美国众多的第一流的专家学者，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怎样来的？我在布朗大学那些资质过人的同学是从什么样的中学毕业的？

带著这个问题，我参加了布朗大学校友会组织的新生入学考察、面试项目。这是校友们为母校服务自愿组织的，每年春季对申请者提前个别面谈，把面谈映象写成书面材料上报布朗大学，作为录取学生的参考。那年我考察了十二个学生，全是长岛地区萨福克县的。由于我有心了解美国的中等教育，和他们谈得格外仔细。

Ａｌｌｅｎ，一个瘦小的犹太孩子，西屋奖的入围者，跟我说，他父母都是哈佛人，姐姐进入普林斯顿，“进长青藤学校对我来讲是很自然的事。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该去那里。”

“谈谈物理吧！比如力学，在初中你就学过距离、速度、加速度和牛顿三定律。高中你们又学一遍。请你告诉我，这两遍有什么不同？”

“初中时就介绍概念，要求我们运用这些概念定性的描述相关的物理现象。高中时用代数学、几何学的角度解释各种度量的关系，要求运用那些公式定量的描述相关的物理现象。以后我们又学了一遍，就从微积分的角度描述各种量的关系。”

他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那些公式和定律。即便是这样的即兴书写，也把各种变量的定义和量纲写得清清楚楚。

“你说学过微积分意义上的物理学，是自学的吗？”

“不是。学校有超前物理课（ＡＰＰｈｙｓｉｃｓ），近一半有志于理工科的同学都修了超前物理课。”

Ｊｏａｎｎａ是个文静的白人姑娘。我看着她的自述（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问：“以你的成绩和素质，报考任何大学的医科预科（Ｐｒｅ－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绝无问题，为什么要当护士？”

“我就喜欢当护士。病人需要医生，也需要护士。我就想作一个被需要的人。”

打算当歌唱家的黑人姑娘Ｌｉｎｄａ的数理成绩也十分出色。虽然没修数理方面的超前课，历史、地理和文学艺术方面的超前课都修了。ＳＡＴ的数学分数也有６５０多。她一边出示她在中学歌剧队的美丽剧照一边说：“你知道吗？这个歌剧队是我们学生自己组织的，到了布朗大学，我也要组织一个这样的团体。”

这十二个孩子，除了优秀的学业表现之外，各自都有四年以上的社区服务的历史，表现出很高的组织才能、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其中的一个学生带领的团队，在上一年组织了一次向弃儿捐食品的活动，圣诞期间募集了价值一万多元的食品，分发给弃领养家庭（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当地报纸都有报导。

对这十二个学生的数学程度，我是十分满意的。如果要作比较，有志于医科、文科的孩子的数学程度，比国内同样的学生高。有志于理工科的孩子们的数学程度，相当于国内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但他们在人文科学方面的素养，则比国内重点大学的考生高。这十二名学生中，有二名被布朗大学招收了，其余估计也进了前５０名的大学。

随后我参加了古西堡学院组织的优资青少年数学强化培训班的工作。这是一个由纽约州政府资助的项目，通过考试择优录取长岛地区两个县的中小学生。教师们也是从长岛的中小学选来的，为着种族平权的原则，富区、穷区来的都有。我注意到所有的教师都有硕士学位，高中班的几个则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当我和他们谈及前莫斯科大学教授的文章，关于大学生解题不说明变量定义和度量单位，几个教师异口同声说：每个班上总有那么几个不可教之材。我们从初中起就训练孩子们完整的表述问题，为了使学生们养成习惯，我们甚至每天上课前都问一句，比如：“你们昨天做家庭作业了吗？”孩子们必须完整地回答：“我昨天做家庭作业了。”如果哪个孩子只说“做了”，是要被扣分的。这样的训练，会持续一年。从哈姆斯特（Ｈｅａｍｓｔｅａｄ）学区－－长岛最差的学区来的教师则表示，不敢保证他的学区做了这样的训练，他说：“这不能比。我们学校甚至要花时间和精力，教育和呼吁家长让孩子们吃了早餐再来上学，否则他们饿着肚子无法集中精力。如果有个孩子家庭作业时被因式分解什么的卡住了，他问遍所有认识的人，也没人能帮他过了这个坎。从无知和愚昧走到这里，他们的路要长得多。”

这个培训班每期７５人，每星期六上课。学生们的数学能力不逊于国内参加省级奥数竞赛的尖子们。可喜的是，从这几十个孩子中，轻轻松松就能拉起一个交响乐队，或棒球队什么的。有天一个七年级女孩对我说：“Ｄｒ．赵，很抱歉我今天脑子不好使，因为昨晚我把我的娃娃的生物钟上错了，他每隔一个小时哭一次，我不得不起来给她喂奶。”原来小女孩上家政课，家庭作业是抱个电子娃娃回家，娃娃按照生物钟拉屎拉尿、哭，学生要履行父母的职责照顾娃娃一个周末。教育的活泼和全面可见一斑。

又研究了纽约州教育局颁发的中小学教育大纲，我这才承认，美国的教育，包括数学教育，也是第一流的。

我想，任何国家、民族，都有它的精英阶层和弱势阶层，当我们比较各国的教育水平时，不能拿着这个国家的精英和那个国家的弱势比。比较客观的，是拿精英跟精英比，看一看弱势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近来在中文网站及中文媒体上常看到对美国数学教育的批评。特别是带了高小，初中孩子移民的家长，常常感叹：“初二了，还在教分数加减法。孩子的数学毁了。” 其实美国的数学教学结构与中国不同。以分数为例吧，这里小学三年级（九岁）就接触分数，只学一点点、以后每年都要重复地学一点分数，不断加深，一直到７年级（十三岁）才划一个句号。而中国是高小时学分数，一学就一竿子插到底，以后就再不回头了。在美国，由于小学时就引进大量概念－－比如坐标系、概率、统计，运算方面抓得少一些。可是别着急，到八年级（十四岁），孩子们懂事了，数学教育会猛地加速，在短短八、九、十年级三年内，孩子们会学完全部初、高中数学。三角函数、解析几何，一样都不会被撇下，一点都不比中国的高中教案简单。有人会说，看ＳＡＴ的考试，数学就相当于八年级水平。可是要进像样的大学，前１００名吧，还必须考ＳＡＴＩＩ。数学ＳＡＴＩＩ的程度不逊于国内理工科的数学高考题。而要进第一流的大学，学生们还必须修超前课程，对数学来说，就是微积分和概率统计。ＭＩＴ的网页上这样写着：问：“我修一般课程，得Ａ分；修超前课程，得Ｂ分，我是否应该退下来，保持一个较好的分数？”答：“我们绝大多数申请者都修超前课程并且得Ａ。”

纽约州立大学的四年制学院，不需要ＳＡＴＩＩ，只要一个过得去的ＳＡＴ成绩就行了。所以古西堡学院的学生们的数学只有初中程度。我想起我们那批出国的同学，文革中的红小兵那一代，也没有正规的中小学教育，不照样进世界名牌学府？便相信古西堡学院的学生们，只要有了正确的指导，也能成栋梁之材。

当了终身教授后，我主动请缨，系里也乐意，每期给我一个课时的大学新生的数学课。这又让我吓一跳。他们不仅数学水平低，学习态度也大成问题。不过这时我已经是美国老油子了，什么样的人都见识过，有办法对付。我坚持他们必须关了手机才能进教室，坚持他们必须称我Ｄｒ．赵或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赵，不能叫我“Ｍｉｓｓ”或 “Ｈｉ”。我说：“这使你们听起来象个大学生。”有学生得了坏分，在课堂上咆哮： “我到这里是交了钱的！”我幽默地笑着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似乎我要仰仗了你的学费，才有了教书的饭碗。但事实并不这样。我的家庭，每年交的税，就超过了我从这个学校领的工资。对每一个大学生，纽约州政府都要补贴近一万元。这一万元从哪里来的？纽约人民的纳税钱。而我和我的丈夫，就是纽约人民中的二员！” 有学生旷课，拿了假造的病假条来要求补考。那年我刚从花旗银行做了半年项目回校，花旗银行ＩＴ部门的雇员们，总的说来是素质高的一族。他们对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还记忆犹新。面对这撒谎耍赖的大学生，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可那学生比我还气愤，见我不答应他，临走把手里的咖啡在我办公室门口泼了一地。 ……几经调整训练，大学新生的数学课堂纪律，操行才初见成效。可学业终究不行。想尽千方百计，什么计算机辅助，课外个别辅导，师生互动，分组帮带，等等，一学期下来，真正搞懂了指数对数、三角函数的，在３５人的班上，只有４－６人而已。

我终于明白，我所面临的这批学生，决不是像我的许多同龄中国人一样，本来就是素质好的一群，由于社会和政治的原因，失去了中小学正规教育的机会，一旦机会到来，很快就能崛起。在美国这样相对公平竞争的教育系统中，他们真是大浪淘沙后剩下的沙子，无论如何都贴不上墙的。每个国家、民族都有这样一批人，中国有、美国有，日本有、西欧也有。如果硬要高等教育惠及这批人，其结果只是降低高等教育的质量而已。

所幸的是，每隔二、三年，古西堡学院的数学系总有一、二个素质还过得去的学生，在各位教授淘来的象宝贝一样的精心栽培下，能进入哥伦比亚、纽约大学这样的一流大学深造，说明教授们的学术，并不因为学生的水平低下而荒废。

依我看来，美国的一流大学造就社会的栋梁；二流大学造就具有现代技术的劳动力；三流大学向那些本达不到高等教育要求的人提供一个进入中上阶层的通道，他们中的极少部分，能通过这里到达中上阶层。去不了的，也在这里接受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被整合进主流社会，就象沙子被整合进水泥，成为有用之物一样。

□　寄自美国

日期: 06-01-26 10:03
专题: 华夏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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